——在“佛教：绘制亚洲的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学 诚

（2011年6月18日）

印度驻华大使馆政治文化参赞Arun Sahu先生和学诚法师

    “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罗兹·墨菲，《亚洲史》）透视亚洲地区众多历史悠久、纷繁复杂的文明形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共通的文化脉络——佛教文化。亚洲的历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在佛教从印度传向整个亚洲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佛教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前承印度佛教之胜概，后启东亚各国佛教之肇兴，对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汉明帝遣使求法是佛教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地理环境、文化风俗迥异于印度的中国生根发芽，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缘。汉代儒士普遍崇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谶纬、巫蛊等诸多鬼神方术泛滥成灾，引发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由于汉代方术浓重的迷信色彩和低级的功利导向，不但无法满足人们探究宇宙奥秘、追寻人生意义的精神渴求，还严重侵蚀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富于逻辑思辩、重视因缘果报的佛教思想恰好弥补了儒道学说的严重缺陷，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因而备受统治阶层的礼遇与支持。随着取经、译经、释经、授经活动的逐步展开，在外来与本土高僧的精诚合作下，佛教终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信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高峰，此时的中国已然成为佛法最虔诚的效学者，也成为佛教最热情的传播者。代表前者的灵魂人物是玄奘，代表后者的灵魂人物是鉴真。他们标志着中国佛教“承前”阶段的圆满完成和“启后”阶段的正式开始。玄奘大师跋涉五万里，遍游五印，转益多师，对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备悉底蕴，造诣精深，受到印度僧俗各界的一致尊崇。玄奘大师回国后以传译经典为职志，将当时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法相唯识学完整系统地传入中国，象征着佛教中心逐步东移的历史大势。鉴真大师把中国佛教的思想结晶——唐代律宗与隋代天台宗完整地传入日本，他所倡导的梵网戒与天台教义对于日本佛教独立个性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两位大师百折不回、为法忘躯的大无畏精神，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亚洲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世代友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宋代以后，随着本土宗派的正式建立和修学体系的日臻成熟，汉传佛教从僧众的丛林修行和士大夫的谈玄说妙，开始真正进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社会化趋势的独特象征。与教导人们追求来世极乐的阿弥陀佛不同，观世音菩萨把解决人间的现实苦难作为摄化众生的主要方式。由无数感应事迹总结出的“三十三观音”，正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的完美诠释：菩萨并非身居高高的神坛与缥缈的仙境，而是应现在每个普通人的身上。时至今日，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形象早已深入民心，身影遍及亚洲各个角落。观音信仰被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并成为推动“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源泉。

　　一种文化的先进性与时代性，是其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中国佛教之所以广泛传播于东亚各国，不是简单承袭印度佛教的结果，而是在于对佛教传统创造性的发展与深化，主要体现为“承前”与“启后”的完美结合。“承前”代表学习与吸收，“启后”代表定型与传播。“承前”是“启后”的前提条件，“启后”是“承前”的必然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佛教的茁壮成长自始至终都根植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沃土。佛教悲智双运的核心内涵正是通过深具大乘气象的中国文化而得到圆满的开显。这是中国文化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也是佛教跨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发展的成功范例。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在佛教迈向全球化的今天，势必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并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